“文化之乡”江西抚州
(一)
“汤学”即研究汤显祖生平历史及其著作的学科。它是随着《牡丹亭》的降生而兴起，但给它起名“上户口”却在20世纪80年代。
青年时代的汤显祖已是“词赋既成，名满天下”（帅机《玉茗堂文集序》）。自《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汤显祖从诗文才俊一跃成为曲坛的耀眼明星。此后，文坛有识之士便开始了对汤显祖的研究。无锡的邹迪光第一个根据传闻为汤显祖作了小传，并寄给了汤显祖。汤逝后的明清之际，过庭训、钱谦益、查继佐、万斯同、蒋士铨等诸多文史家、戏曲家都对汤显祖的生平与著作作了一定的研究，且都为汤作了小传。
晚明的“汤学”研究者们除了为汤作小传外，还在他们文集的序、跋、尺牍中对汤显祖的诗文进行述评。毛效同先生为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搜集到上述这样的学者近100家。对汤的戏曲研究主要是点评，臧懋循、茅暎、王思任、吴吴山三妇、冯梦龙等人都有评点专集，尚未见有专论。吴吴山三妇评本是以女性亲身体悟式展现他们眼中的《牡丹亭》世界，可谓独树一帜。
昆山人沈际飞是晚明对“汤学”研究成就突出的首位“汤学”家。他对汤显祖研究是全方位的，既对汤氏所有的诗文进行了全面点评，又对“四梦”各写题词一篇，为每剧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语言风格都加以评述，结成《独深居点定玉茗堂集》专集刊行。沈际飞是真正读懂汤显祖的第一人。
《牡丹亭》行世后，围绕戏曲创作中声律与文辞的关系问题，出现“汤沈之争”，以致万历年间几乎所有的戏曲家都加入了讨论。这场论争，弘扬了“汤学”，壮大了“汤学”队伍，并对后世戏剧创作影响深远。晚明至清，戏曲创作中出现了王思任、茅元仪、孟称舜、吴炳、阮大铖等为代表的从思想内容和创作风格上都追随汤显祖的“临川派”。清代洪升和曹雪芹接过汤显祖“言情”的旗帜，创作出了传奇《长生殿》和小说《红楼梦》这样“言情”杰作。
“汤学”进入20世纪初，王国维、吴梅、王季烈、卢前等大学者们，在他们作的学术专著中，对汤显祖的“四梦”（主要是《牡丹亭》）从故事蓝本、思想道义、曲调音律方面作的论述有散见。到30、40年代，以俞平伯、郑振铎、赵景深、张友鸳、江寄萍、吴重翰等人为代表，将“汤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他们新出版的文学史、词曲史中，都有一定篇幅评价《牡丹亭》。赵景深先生在《文艺春秋》（1946）上首次用比较学方法研究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得出“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生平年相同，同为东西大戏曲家，题材都是取之他人，很少自己的想象创造，并且都是不受羁勒的天才，写悲哀最为动人”的结论。张友鸾和吴重翰各自撰写出《汤显祖及其牡丹亭》和《汤显祖与还魂记》这样的研究专著。文学史家郑振铎（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任文物局长，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在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一书的开篇《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倡议：“关于汤显祖，至少要有一部《汤显祖传》，一部《汤显祖及其四梦》，一部《汤显祖的思想》，一部《汤显祖之著作及影响》等等。”这里，郑先生虽然没有正式用“汤学”二字，但实际上是倡议将汤显祖作为一项学科来研究，并勾勒出了“汤学”体系框架。
(二)
20世纪50、60年代，“汤学”取得突破性进展。1957年，随着党和政府对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视，全国主要报刊发表了纪念汤显祖的文章。汤显祖故里抚州还举办了纪念汤显祖逝世340周年的活动。抚州市政府重修了汤显祖墓。江西省直属、南昌市和抚州市文艺界分别在南昌和抚州两地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抚州还举办了汤显祖文物资料展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江西摄影纪录站摄制了纪念活动纪录片。抚州市戏曲表演团体排演了汤显祖《牡丹亭》和《紫钗记》全剧。纪念活动后全国掀起“汤学”研究热，一批具有开拓意义的“汤学”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就在第二年徐朔方的《汤显祖年谱》出版。1962年《汤显祖集》四册大工程告竣。前二册为诗文集，由徐朔方先生笺校，后二册为戏曲集由钱南扬先生校点。钱先生在整理、笺疏、校勘中订正讹误，使“临川四梦”有了精良、可信的读本；徐先生为考订汤显祖诗文写作时间，广征博引，缜密考证，让从事“汤学”研究者受益无穷。
“汤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当海峡彼岸的台湾和大陆处在隔绝状态时，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相连，为弘扬“汤学”，两岸“兄弟登山，各自努力”。1969年，台湾潘群英研究《牡丹亭》的专著《汤显祖牡丹亭考述》问世。1974年台湾政治大学学子吕凯先生写出了《汤显祖南柯记考述》硕士论文。也就在该年，胡适的门人费海玑先生的《汤显祖传记之研究》出版。该书《我的新发现（代序）》中费先生正式提倡“汤学”。他说：“最近偶然谈到我国的莎士比亚是汤显祖。友人说外国人写的莎学著作有无数册，真的汗牛充栋，中国一本长的汤显祖传记也没有，我们该倡汤学！”由于当时两岸没有文化交流，费先生提倡的“汤学”知之甚少。只有到了1983年3月，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著名的戏曲理论家郭汉城为江西文学艺术研究所编的《汤显祖研究论文集》作的序文中提出：“外国有莎士比亚学，中国已经有《红楼梦》学，也不妨有研究汤显祖的‘汤学’”，才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得到大家的附和。也就是说，“汤学”虽早存在，但正式标出“汤学”之名还在这时。
1982年文化部、中国剧协、江西省文化局，江西省剧协于11月在汤显祖故里抚州举行纪念汤显祖逝世366年周年纪念活动。在此活动的推动下，“汤学”研究掀起了大的高潮。“汤学”研究成果获得空前大丰收。1986年，汤显祖故乡的文化工作者，一下完成了两部《汤显祖传》，南昌的朱学辉、季晓燕也有《东方戏剧艺术巨匠汤显祖》问世。此后，黄芝冈的〈汤显祖编年评传》（1992），徐朔方的《汤显祖评传》（1993），李贞瑜的《汤显祖》（1999），邹自振的《汤显祖》（2007）连接刊行。全方位综合研究汤显祖的成果惊人，见诸报纸杂志的论文汗牛充栋。仅以专著出现的成果就有徐朔方的《汤显祖研究及其他》（1983），江西文学艺术研究所的《汤显祖研究论文集》（1984），周育德的〈汤显祖论稿〉（1991），香港郑培凯的《汤显祖与晚明文化》（1995），邹元江的《汤显祖的情与梦》（1998），邹自振的《汤显祖综论》（2001），周育德、邹元江的《汤显祖交游与戏曲创作》（2006）、《2006中国·遂昌汤显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龚重谟的《汤显祖研究与辑佚》（2009），台湾陈贞呤的《汤显祖爱情戏曲取材再创作之研究》（2012），等等。
毛效同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1986）和徐扶明的《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1987）是汤学研究的又一基础工程大功告成。毛先生用尽教学之余的六年时间，“阅读和引用的诗文集、诗话、曲话、地方志、笔记和报章杂志不下五百种”，为的是“想提供比较一全面、翔实的材料给研究者参考”；徐先生“把随时查到的资料，一条一条地抄在小纸片上面，分门别类，贴在一册一册旧杂志里，厚厚的十几册”这两部汇编，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全面。他们将分散各地，研究者搜索不易，用汗水换来的这些资料，奉献给有志“汤学”的研究者。他们为之所付出的辛劳不亚于徐朔方先生对汤显祖诗文的笺校。
对汤显祖著作版本，尤其是“临川四梦”版本研究学问很大，但长期涉足者寥寥。原只有日本的八木泽元，台湾的女学者华玮博士对《牡丹亭》的版本作了探索，但北师大的郭英德教授却在默默耕耘。2006年他发表了《〈牡丹亭〉传奇现存明清版本叙录》这样有分量的版本研究成果。他将《牡丹亭》分“明单刻本”、“明合刻本”、“清单刻本、石印本”、“清合刻本”四部分，详细论述了各代版本简单情况和世界各地的保存情况。
吴书荫先生还发现了久被遗忘而又罕为人知的《玉茗堂乐府总序》（约写于万历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之间），考证了《玉茗堂乐府》是汤显祖戏曲最早的一部合集。
对汤显祖佚文的辑录与研究，有不少人都在进行，但徐朔方和龚重谟两先生辑佚成果较为丰硕。
另外，近几年来，不少青年学者们对汤显祖的八股文、辞赋、尺牍作专题研究。他们所论，见解新颖，洋溢着虎虎生气。
自20世纪80年代，“汤学”研究队伍出现令人可喜的新趋势。那就是“汤学”研究主流队伍从少数学者、专家向莘莘学子转移。有志从事“汤学”研究的青年学子越来越多。1986年香港的新亚研究所何佩明选题《汤显祖四梦之成就研究》作硕士论文，1991年台湾的华玮在海外留学选题《寻求“和”：汤显祖戏曲艺术研究》为中国首位“汤学”博士。接着，选“汤学”为研究课题获得博士学位的有台湾高雄师范大学陈贞呤的《汤显祖爱情戏曲取材再创作之研究》（1995），台湾文化大学卢相均的《汤显祖之思想及其在紫钗记与还魂记中之验证》（1997），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程芸的《〈玉茗堂四梦〉与晚明戏曲文学观念》（1999），北京大学孙揆姬的《汤显祖文艺思想研究》（2000），华东师范大学陈茂庆的《戏剧中的梦幻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2006），台湾大学黄莘瑜的《网茧与飞跃之间》——论汤显祖之心态发展历程及其创作思维》（2007）等。而硕士论文据不完全统计，从1969年到进入21世纪的2007年，两岸三地学子加起来的“汤学”硕士论文在36篇以上。
(三)
2016年适逢我国明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1月5日上午，由由上海戏剧学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举办的“纪念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学术研究讨会暨《汤显祖集全编》、《汤显祖研究丛刊》新书发布会”在上海宾馆开幕。
此次会议提交的海内外学者的论文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汤显祖研究的前沿性成果。其中有关于汤显祖生平事迹、“临川四梦”文本方面的探索，有关于“临川四梦”的传播史和演出史，也有对汤显祖诗文尺牍等多方面作品的拓展研究，以及由此展开的对汤显祖思想的深入探讨。有的学者还对建立“汤显祖学”作进一步的设想，认为中国的“汤学”应与西方的“莎学”一样，成为世界文艺学中永具魅力的亮点。
此次新书发布会推出的《汤显祖集全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在已故汤显祖研究专家徐朔方教授笺校整理的《汤显祖全集》的基础上进行的全面增修。徐朔方先生生前将汤显祖为数不小的诗文、戏曲作品加以标点、校勘、编年，同时广征文献，笺释疑难，厥功甚伟。增修工作由上海戏剧学院著名学者叶长海教授牵头组织的“《汤显祖集全编》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着手承担。经过两年的努力，终告完成。堪称截至目前汤显祖存世诗文、戏曲作品最为齐全的深度整理之作。
除了汤显祖原典作品的整理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了不少汤显祖相关研究专著，如徐扶明先生的《汤显祖与牡丹亭》，徐朔方先生的《论汤显祖及其他》，徐朔方先生的《汤显祖年谱》也修订再版，以及与汤显祖相关的资料汇编，如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徐扶明编《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等；同时还影印了比较珍贵的汤显祖作品的明清旧版，如徐渭的批注本影印《汤海若问棘邮草》，《古本戏曲丛刊》中收录了汤显祖的《邯郸记》、《南柯记》，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汤显祖研究丛刊》也由叶长海教授主编，由七种专著构成：分别为原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周育德先生的《汤显祖论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华玮女士的《走近汤显祖》、武汉大学教授邹元江先生的《汤显祖新论》、复旦大学教授江巨荣的《汤显祖研究论集》、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叶长海先生的《汤学刍议》、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郑培凯先生的《汤显祖：戏梦人生与文化求索》、海南省艺术学校副研究员龚重谟先生的《汤显祖大传》。作者均为资深学者，分别从美学、史学、戏曲、社会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探讨汤显祖作为艺术家、诗人、学者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四)
“绝代其才，冠世博学”的汤显祖不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全世界。他的文化遗产与其站在时代前端的进步思想、高洁的人格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早在清初，他的剧作就开始流传海外。从1916年开始，有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苏联等国的汉学家就把汤显祖的《牡丹亭》翻译成本国的文字进行传播。从1930年至20世纪50年代，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应邀到日本、美国和苏联演出汤显祖的名剧《牡丹亭》。
国外的“汤学”研究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日本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学者青本正儿在1916年出版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中，首次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说：“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奇也。”青木正儿的学生岩城秀夫，写了洋洋20万字《汤显祖研究》，对汤显祖的生平、剧作、戏曲理论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面的评价，并以此文获得博士学位。该文与他研究中国戏曲的论文《关于宋元明之戏剧诸问题》合成《中国戏曲演剧研究》一书，1972年由日本创文社出版。
在海外，以“汤学”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还有德国汉堡大学的《汤显祖的“四梦”》（1974）；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邯郸记〉的讽刺艺术》（1975）；荣赛星的《〈邯郸记〉评析》（1992）；陈佳梅的《犯相思病的少女的梦幻世界：妇女对〈牡丹亭〉的反映（1598—1795）研究》（1996）等。
海外对汤显祖的“四梦”的翻译传播，《牡丹亭》从过去选择部分场次，1976年开始转而全本翻译。在俄罗斯在孟烈夫译的俄文《牡丹亭》（1976），在法国有安德里莱维法文译的《牡丹亭》（1999），在美国有柏克莱大学的白之教授译的英文《牡丹亭》（1980）。在国内，大连外国语学院汪榕培教授后来居上，2000年他英汉对照全译了《牡丹亭》。2003年，他第一个英文全译了《邯郸记》（列入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丛书）。现在他正在竭尽全力翻译《紫钗记》与《南柯记》全本。不久，由汪榕培教授英译的“玉茗堂四梦”将展现于世界，推动世界对“汤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汤学”行广宇，千秋薪火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