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如果没有“海昏侯”，江西考古或许不会得到国内外如此多的关注。正是因为有了“海昏侯”，江西考古人的心思活泛多了，胆子也“壮”了不少。这不，进入2017年，作为江西考古“中心枢纽”的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内到外都是一派新意。
“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设计单位的新LOGO，你帮我们参考一下。”2月6日，一走进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徐长青院长的办公室，他马上将笔记本电脑挪到记者面前。在讨论LOGO的过程中，一名工人在门口更换着新的门牌。记者注意到，徐长青的办公室门上原有的“所长办公室”字样已被“院长办公室”几个字取代了。
原来，经江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月4日已更名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月23日，省文化厅向各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文广新局和厅直各单位下发更名通知。
资料显示，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1989年挂牌成立，它的前身是1980年成立的江西文物工作队。2003年，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升格为正处级单位。记者了解到，目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依旧是正处级，人员、经费不变。
徐长青告诉记者，省级层面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目前只有陕西、河南、四川、重庆再加上江西5个省份称之为“院”，其他的称“所”。那么，江西为什么要变“所”为“院”呢？从“所”到“院”，之间有怎样的讲究？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28年来，收获了9顶“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桂冠，分别是瑞昌铜岭商周铜矿矿冶遗址（1991年度）、丰城洪州窑窑址（1993年度）、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1995年度）、进贤李渡烧酒作坊遗址（2002年度）、景德镇明清官窑遗址（2003年度）、靖安李洲坳东周墓葬（2007年度）、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2009年度）、景德镇乐平南窑遗址（2013年度）、南昌西汉海昏侯墓（2015年度）。几乎是每三年一个“十大考古新发现”，江西获奖密度之高全国罕见。“江西田野考古的实力真的很强。”2016年在南昌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秦汉分会年会上，来自省外的一名专家这样说道。
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江西考古人依靠勤奋、奉献，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此同时，我省在考古经费、人员、技术、设备等方面长期处于“欠账”状态。当下，考古技术日新月异、考古理念推陈出新，在此大背景下，我省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文物利用等方面的“短板”日益凸显。近年，在外埠人员、技术等力量的支持下，我省一些考古项目也赢得了一些荣誉，但甘蔗最甜的部分毕竟自己吃得不多。我省考古业界意识到，光是田野考古有江西力量和江西声音，在文物保护、研究和利用上失去“话语权”，这与有“文物大省”之称的江西难以匹配。打造一支能适应全国考古新形势，在田野考古、文物保护、文物研究、文物利用等各方面都优秀的本土队伍，显得迫切而必要。
有专家认为，“海昏侯”对江西考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了漆器、竹简、木牍、青铜器、金器、玉器等上万件文物，数量之大、内容之丰、保存之完好全国罕见。一方面，“海昏侯”进一步擦亮了江西作为文物大省的招牌，让江西考古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另一方面，“海昏侯”为开展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开发利用提供了内涵丰富的“试验田”。借“海昏侯”项目上升到国家项目的契机，在国家文物局专家的帮助下，我省从无到有培养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文保队伍。
不可否认，“海昏侯”的出现，为江西文化强省建设添了一把柴火，也让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由“所”转为“院”变得似乎水到渠成。有专家表示，由“所”变“院”，这意味着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从过去相对事物性的文化机构转变成更加注重学术研究的科研院所，这也意味着江西有望尽快结束长期靠“外援”撑场面的局面。
其实，由“所”转为“院”，这还只是江西考古“变局”的一个序曲。“立足我省丰富的文物资源和考古发掘保护研究修复的迫切需求，建设在国内实力较强的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推动江西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研究利用新高地。”在今年的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上，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池红这样说道。徐长青告诉记者，他们正着手建设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基地，基地包括青铜器保护中心、纺织品保护中心、漆木器保护中心、古陶瓷保护中心、水下考古中心及相关考古实验室，使基地成为集文物修复、文保研究、传承展示和人才培训于一体的全国性文物保护利用研究平台。
记者了解到，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LOGO”，以海昏侯墓出土的当卢上的吉羊为设计主体。羊，在西汉寓意吉祥。“LOGO”上这只吉羊，充满力与美，一只脚迈步向前，而头往后深情回望。有人说，这只“吉羊”与江西考古工作很契合，既表示回溯历史，又意味大步向前赶超。
江西考古，好戏在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