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3000万“剩男”跟谁结婚（深阅读）
未来1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约多100万人；未来30年内，3000万适婚男性找不到对象。专家表示，中国已进入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型社会。
彭训文制图
刚过完农历鸡年元宵节，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南社村村民张进春就张罗着办那件悬在他心里很久的事情：“儿子开年就25（岁）了，得赶紧把他和县北边李家姑娘的婚事定下来。”在西方“情人节”到来的前两天——2月12日，老张跟李家约好上门定亲。这天，老张和老伴从窑洞里屋的木柜子里翻出存有10万元的银行卡，再提着早已备好的烟酒等礼品，去见未来的亲家。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他感觉自己像上了战场，“村里好多30好几的小子还‘打光棍’咧，这事今儿必须办成。”
老张着急儿子的婚事也是很多中国父母这些年的隐痛，因为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儿子娶不着媳妇。“保守估计，中国未来30年将有大约3000万男人娶不到媳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为什么中国男性越来越多，女性越来越少？国务院1月25日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和国家卫生计生委2月6日印发的《“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给出了一致的回答：这都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惹的祸。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它对社会稳定有何危害？政府将如何帮助这3000万光棍走进婚姻殿堂？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名人口学、社会学专家。
3000万“剩男”从何而来
“我国已经历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持续攀升过程，如此累积的结果是，未来30年内，逐步进入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近3000万人，矛盾或将集中爆发。”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中国男多女少的情况一直存在。没想到的是，最近几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414万人，女性人口67048万人，男性比女性多出3366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2（以女性为100），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另据统计，“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比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比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中国适婚人群为什么会出现异常的性别比失衡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出生性别比的长期失衡，这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说。
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叫婴儿性别比，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会出生103—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因此，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翟振武给出了两个原因：一是强烈的男孩偏好，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追求生男孩的观念一直存在。二是现代技术条件的发展，使得生男孩变得容易。他说，小型化、现代化的超声波检测技术，能够在女性怀孕14周到16周时检测出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使得很多想生男孩的家庭更容易实现愿望，如果检测出是女孩，很多家庭会选择让孕妇人工流产。
正是因为超声波技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发展，再加上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造成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程度高、持续时间长、波及人口多的现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时达到121.2，有些省份甚至达到了130。
“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造成的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剩男危机’或‘光棍危机’。”翟振武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持续出现全国范围的出生男婴数多于女婴数的情况，以此逐年累积，按照估算，未来30年内，逐步进入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近3000万人。另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向本报记者提供的预测数据，2020年，35岁至59岁的未婚男性在1500万左右，2050年接近3000万。
2010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对全国28个省份共计369个行政村进行调查后，发布了《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报告预测，2013年后，中国每年适婚男性过剩人口在10%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男性找不到初婚对象。
“除非这些适婚男性都选择与比他们年龄大的女性结婚，否则，如果他们都在自己年龄段内及其以下的年龄段找对象，中国未来就会多出接近3000万‘剩男’来。”翟振武说，这还是以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前提。如果今后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幅度缓慢，中国的“剩男”数量还会增加。
“剩男危机”“危”在何处
“‘丁男’沉积在低文化、低收入的贫困阶层，将加剧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同时还会威胁中国的人口生态安全。”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性别失衡问题将是影响中国人口结构均衡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隐患。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由隐性走向显性，最直接的影响是引发‘婚姻挤压’现象。”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承担了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研究工作。他解释说，“婚姻挤压”的通俗理解就是有一部分人娶妻难或者说会打光棍。
王广州提供的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调查数据显示，中国35岁到59岁的男性人口未婚的比例大概在4%左右，“如果一个男性到59岁还没结婚，基本上就属于终身未婚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因为女性终身未婚的比例大概不到3‰。”
什么样的人会存在婚姻被挤压的情况？王广州分析，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往往首当其冲。1990年，35岁到59岁的、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未婚男性占未婚男性总数的12.7%。2010年，这个比例接近15%。
此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也可能成为“剩男”。有社会学者按照“嫁高娶低”、“男高女低”的社会观念总结了一种梯度婚配模式。如果以甲、乙、丙、丁等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排序，按照该模式，甲男配乙女、乙男配丙女、丙男配丁女，最后剩下的是甲女和丁男。然而，和“剩女”多为个人选择不同，“剩男”是被动单身。按照《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受到婚姻挤压的“剩男”或者“丁男”更多地集中在西部地区文化水平低、收入少的男性上。
“剩男问题的实质是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农村贫困地区、贫穷家庭以及城乡的贫弱男性具有较高的陷入‘光棍危机’的风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本报记者说，人口性别结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婚姻市场，但更关键的影响因素是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刺激并加剧落后地区天价彩礼、拐卖妇女、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的发生”。
此外，王广州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女性“赤字”和低生育率将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加速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
有社会学家认为，10至20年后，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日益严重，男性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女性将更难就业。从长远看，光棍的自身养老及其父母养老也是一大问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剩男危机”的深远危害，不亚于20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治标”不易，“治本”如何破题
“如果未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缓慢，不排除会对生育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要扭转重男轻女观念，关键是提高城镇化、工业化、教育水平。”
为了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现状，2002年11月，《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颁布施行，对胎儿性别鉴定予以明确规范禁止。从2009年起，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11年开始，国家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等联合开展整治“两非”专项行动，使得该类案件高发态势得到初步遏制。
在翟振武看来，由于现有制度不完善和检测技术发展，胎儿性别鉴定越来越容易，检测双方的“你情我愿”也增加了有关部门的对“两非”的监管难度。
王广州对此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国家和地方立法工作，为查处“两非”、保障妇女权益提供法律依据。二是建立出生性别比治理联动机制，加强卫生计生、药监、公安等部门合作，通过“全国一盘棋”的联防群治进行综合治理。三是搭建数据共享平台，建立出生性别比预警机制。他特别强调，要强化统计监测在综合治理工作中的基础地位，明确卫生计生、公安、统计、教育、民政等部门的数据统计职责，最终实现人口数据的跨部门共享和预警监测。
2013年末，中央提出“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提出“全面二孩”政策，对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王广州分析，一部分第一孩是男孩的家庭，第二孩更愿意生女孩，或者对孩子的性别已不那么在意，相对而言，更多的女孩能被生下来。
不过，有人口学家同时表示，如果未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幅度缓慢，不排除会对生育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一定程度以后，继续下降的难度更大。”翟振武说。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设定的预期目标，到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小于等于112，到2030年稳定在107。也就是说，即便一切顺利，离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的时间还有13年。接下来，中国社会不仅要消化因前30多年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而累积的老剩男，还要面对未来13年可能产生的新剩男问题。
更多专家指出，要实现这个预期目标，扭转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真正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是治本之策。
2003年4月，“关爱女孩行动”启动；2013年，“圆梦女孩志愿行动”启动……这些活动旨在通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女孩一对一的长期公益性帮扶，唤起全社会对女孩的关注。
“目前男女平等的观念还很薄弱，男娶女嫁、从夫居、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要随着城镇化、工业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才能逐步改变。”翟振武说，对于性别失衡的重灾区农村，各级政府应该加快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走机械化、现代农业之路，减轻因强度体力劳动而产生的男孩偏好。同时，还需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养老体系建设、女性就业平等等制度设计。
“我们要教育好下一代人，培养男女平等的新土壤。当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会逐渐正常，‘剩男危机’才能得到解决。”翟振武说。（记者彭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