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去世火化后，骨灰该由谁领取？再婚的老伴和老人儿子发生纠纷，老伴认为自己是合法配偶应由自己领取，老人儿子则说拿走骨灰是有言在先。目前，该案已进入诉讼程序。
老太太：
我们是离婚后再婚，感情非常好
73岁的李琴（化名）家住西安。她说，自己和前夫育有三子两女，1992年前后离婚。1999年，她通过婚姻中介认识了在西安工作的徐祥（化名），徐祥当时已离婚2年左右，也想找个老伴。“我觉得他很优秀，他也需要人照顾，认识当年我们就领证结婚了。”结婚证显示登记时间为1999年12月29日。
李琴说，婚后她和老伴一直住在西安，感情非常好。今年7月17日，即将80岁的徐祥病逝。她给自己在西安的儿子、徐祥在宝鸡的儿子都打电话告知了情况。几天后，徐祥遗体火化，骨灰寄存在西安市殡仪馆。
“后来发生的事让我接受不了！”李琴说，办理后事的过程中，徐祥的儿子拿走了死亡证明、火化证及寄存骨灰证明。在“头七”一起祭拜后，按照风俗，后面还要祭奠几次。李琴说，“三七”时，因没有骨灰寄存手续等，她未能进入殡仪馆祭奠，“坐在外面的台阶上哭了一下午。”8月底又到了祭奠时间，她只能和自己的子女在家祭奠。
徐祥儿子拿走相关证明后，李琴就起诉到了宝鸡当地法院，“由于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由被告持有，原告不能领取骨灰盒”，请求法院判决骨灰由她领取，8月4日，法院已经立案。
儿子：
拿走骨灰是因曾达成口头协议
李琴说，9月初，“他（徐祥儿子）发微信说，把骨灰取走了，我说我是合法配偶，不同意，他说儿子也一样。”当日，她带着律师追到宝鸡，并报了案。但当警方辗转联系到徐祥儿子时，对方说已经将骨灰下葬，“他母亲2007年去世的，他说把父母的骨灰已经合葬了。”
昨日，华商报记者联系到徐祥儿子。对此事，他也很无奈，表示之所以取走父亲骨灰，是因曾和李琴达成口头协议，“说好火化后老人骨灰由我带走，因为都是家里人，也没有录音。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就不认了。”
徐祥儿子说，得知父亲去世，他从宝鸡赶到西安料理后事，“三七”的时候，因为有事在身，他未能去祭奠。“七七”时，他就把父亲的骨灰下葬，已“入土为安”。他说，此事牵扯的家庭问题比较多，李琴起诉索要骨灰并不是目的，“等法院判吧。”
据华商报记者了解，该案即将于近日开庭审理。
骨灰引发的相关案例
判例一：优先遵从配偶意见
李龙和李涛是父子。2003年4月，李龙委托女儿李红购买了上海一处墓地。2004年2月，李龙的妻子去世，2月15日火化。追悼会后，父子两人及其他亲属经商议，决定在次年清明节将骨灰落葬于墓地。2005年3月25日，李涛将母亲的骨灰盒从殡仪馆取走。
李龙将儿子告上法院，要求他将母亲的骨灰安葬到墓地。李涛辩解，购买墓地是父亲和李红商议的结果，由李红擅自操办，他事先并未得知，却被要求分摊购买墓地钱款。李涛认为，母亲生前并未委托李红办理其后事，他作为家中长子，母亲后事应该由他负责操办，且他同父亲同样享有对母亲骨灰的拥有权，他有权将母亲骨灰盒放在家中，等父亲百年之后将父母一起下葬。
上海黄浦法院审理认为，骨灰安葬于何处，应尊重死者生前的意愿及死者配偶、父母、子女等亲属的意见。当配偶与子女就死者落葬的时间、地点等具体祭奠方式意见不一致时，在不影响子女进行祭奠的前提下，优先遵从配偶意见，所以李龙将亡妻的骨灰落葬于墓地的诉请，应予支持。
法院判决：李涛应将母亲的骨灰交付李龙，由李龙负责安葬。
判例二：死者妻子与父亲享有平等祭奠权
2012年3月7日，安徽的徐某病逝，骨灰一直存放在合肥殡仪馆。徐某父亲、妻子为其安葬事宜进行协商，后妻子将徐某火化证明复印件交给徐父。2012年6月，徐父凭火化证明复印件在芜湖为徐某买了墓地，墓穴申请书写明徐某下葬时间为2012年冬至。2013年4月，徐妻在合肥也为徐某买了墓地。现双方都要求将徐某安葬在自己所在的城市。
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均为逝者徐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均对徐某享有平等的祭奠权。关于徐某的安葬地点，法院判决确定暂在芜湖进行安葬，理由如下：1、被告一直持有安葬所需的证件，原告取得了火化证明的复印件，并据此复印件购买了墓地，说明双方曾口头协商确定安葬在芜湖，否则，原告不会持有该火化证明的复印件；2、原告现年岁较高，安葬芜湖便利于原告行使祭奠权，而被告及其子相对较年轻，出行相对方便，且基于原、被告均在两地购买了墓地的情况，被告将来仍可变更安葬地点。故被告应协助原告办理徐某在芜湖安葬相关事宜。
法院在判决中同时释明：原、被告都是徐某的亲人，徐某的死亡给双方均带来了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双方应该协商确定好逝者安葬的一切事宜，这样才是对逝者最好的祭奠。该判决在上诉期间内，被告主动履行了判决义务。
曾有法官撰文称：
骨灰作为特殊物 权利行使应受公序良俗限制
“在安葬方案的确定上可能存在来自习惯或者公序良俗、死者本人遗嘱及其近亲属意志等至少三方面的竞争与冲突。 ”有法官曾针对发生在国内的类似案例撰文认为，骨灰既是死者延伸身体权益的载体，又是死者近亲属的特定精神利益的载体。骨灰在亲属与继承法上的地位首先是所有权的归属，第二是安葬权利与义务的确定。
骨灰作为一种物，一种具有强烈社会伦理意义的特殊物，权利的行使应受习惯（公序良俗）的限制；作为死者延伸身体利益的载体，在确定安葬方案时应体现对其生前明示或者可得而知的意思的尊重；作为由死者近亲属享有所有权的物或者财产以及安葬权利的标的，得由所有人或者共有人决定具体安葬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