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26日，从奥运会开幕式到残奥会闭幕式，一共有六个星期的时间，几乎所有运动员的目标只有一个：拿到金牌。但是对于难民运动员来说，却并非如此。对于他们而言奖牌不是唯一的目的，赢得尊严、改变人心，才是最主要的“理想”。
进入难民营的第一幕总是惊人的类似：抢夺衣服和食物，躲避战争，躲避兵役，与父母失散。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叶尔奇-波尔-比尔和他的母亲、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离开了自己的家，五个人在洪水的侵扰下冲进了纳西尔镇外的干枯树林。
这是2005年几月份的事情？比尔记不清了。什么季节的事情？比尔也不记得了。那个时候，他才“十几岁”，但是具体是“几”岁，他也没有了概念。他唯一的概念是，家里的损失感觉就像是大地开裂：“当他们袭击了我们，我看到了生命的尽头。”
和难民奥运会代表团的其他九个人一样，逃离家乡的比尔生活的更糟了。难民“不是动物”，但是他们活得像动物一样，在森林当中躲藏，保持高度警惕的感觉，没有粮食，得自己觅食。在南苏丹树林的三天时间里，他们失眠，饥饿，肚子咕咕叫，只能依靠着树上的果子和叶子为食。最后，比尔的母亲纳雅诺伊做出了一个决定，这里距离埃塞俄比亚边境只有19英里（约合30.58公里）远，只需要步行一个星期就可以抵达，也许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食物。比尔是最年长的男孩，纳雅诺伊的心里做着一个残酷的打算：如果“处理掉”一个孩子，带着三个孩子，而不是四个上路，会容易得多。“你看，如果当时我死了，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比尔轻描淡写地说。
纳雅诺伊找来了一个女人，把四个孩子聚集起来。对于难民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开始了，他们要对家里的成员说再见了。这个世界上有2100万难民，还有另外的4400万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比尔此后一直没有再见到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在跋涉、战争和岁月的摧残过后活了下来。
7月份的肯尼亚，距离首都内罗毕14英里（约合22.53公里）处的泰格拉洛鲁佩培训中心，21岁的比尔脸上带着放弃，嘴上说着枯燥。他说，母亲抛弃自己的那一天自己哭了，但是那还不是他最糟糕的时刻。此后，他与邻居的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回到了纳西尔，发现他的家乡已经成为了一片灰烬。“他们烧毁了一切。村子里什么都没了，他们把动物，和没来得及逃离的人全都杀了。”比尔说。
这个时候比尔知道，他彻底完了。邻居的夫人准备走了，毫无疑问，比尔被吓坏了。邻居的妇人也在做着“算术题”，最终抛弃了比尔。在接下来的24小时，一整天，这个男孩在等待着生机的到来。
当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宣布首次由难民运动员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的时候，这个决定的深远影响远远超出了体育范畴。“希望我们的选手是世界上所有的难民的象征。”巴赫说，“这也是一个信号，国际社会难民是人类同胞，并且在社会上广泛存在。这些难民没有家，没有团队，没有国旗，没有国歌。我们将把他们集中安置在运动员村，和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员在一起，那里就是他们的家。”
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称之为营销天才的策略——把他们带到消耗预算、政治崩溃、社会动荡、寨卡病毒肆虐的巴西，和一群优秀的运动员同场竞技，这到底算什么？特别是在俄罗斯、肯尼亚运动员的服药丑闻曝出之后，奥组委的穷追猛打，已经让顾拜旦理想当中的“人道主义”看上去有点变味。
“我们要提醒大家，体育是提高社会的独特工具。”国际奥委会副理事佩尔-米罗说，“对于某些人来说，可以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根，这是一种希望。”
为了公平起见，巴赫打算在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难民危机当中，筛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运动员。去年九月份，国际奥委会拨款200万美元（约合1334万元人民币）给肯尼亚马拉松的传奇人物泰格拉-洛鲁佩，请求他来帮忙选拔。洛鲁佩曾经常年在南苏丹难民中选拔那些有天赋的运动员：“我总是希望有人能来帮助我，去年十月，我找来了30个难民跑者，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奥委会，我不能支持这些运动员。”
好在比尔并没有死在战火之中，难民不是动物，他们像其他人一样，能够体验这个或许是最好、也或许是最坏的时代。那个抛弃他的邻居夫人丽贝卡，没有人会指责她，因为她的丈夫刚刚被杀害，还需要独自抚养两个儿子。“我们打算离开了，我不认为你的母亲会回来，但是我们抛弃你，不是代表不爱你。”丽贝卡当时是这样告诉比尔的，随后她在安稳之后第一时间找到了联合国难民署，丽贝卡告诉难民署的工作人员，比尔是她家庭的一部分，就像是她的第三个孩子。
成长过程中，比尔一直喜欢踢足球，他偶尔在学校的操场上跑跑步，但是从没有一次跑完两圈。随后，难民营阻止了一次10公里的比赛，表现好的人可以拿到奖励，那就是进入训练营、进而争取参加奥运会的机会。“为什么不能是我？”比尔说，“跑步可以让我控制自己的命运。”
比尔只有一双球鞋，但是却让人目瞪口呆。“它没有鞋底。”比尔说，“我把它们绑在了我的脚上，然后祈祷上帝保佑我。”
比尔靠着自己的脚底跑完了比赛，拿到了第三名。随后他进入了选拔训练营，那时距离他被抛弃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成为30个运动员当中的一个之后，比尔的事迹声名远播，他甚至接到了自己生活在朱巴的叔叔的一个电话：“你的家人还活着，的母亲，你的兄弟，甚至是你的父亲。他们都回到了纳西尔。”
比尔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她从来没有联系过自己家里的任何人。“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当你距离很远，他们不能告诉你真相：他们不想让你受到伤害。但是有时候我想想好吧，也许他们真的还活着。12年了，我从没看到过我的父亲，然后有人告诉我，他还活着，这真的很难去理解。”
当地时间6月3日，奥运会最后的选拔开始了，所有选手聚集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公告培训中心的大厅里，教练不断地告诉他们，只有一个人可以去里约，如果不是，也不要绝望。大屏幕当中，托马斯-巴赫坐在瑞士洛桑总部。有些人开始祈祷，有些人的双手开始颤抖。然后，他们听到有人正在读他们的名字。“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梦。”获得了参赛资格的洛克说。
第一个名字就是比尔！这种感觉太不真实！他的名字上了电视！比尔热泪盈眶，他想起了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那是11年前，他也哭了。现在，他再次哭了起来，但是是喜极而泣。当摄像机和记者，和他的队友挤在他身边，他几乎无法说话。
“如果你从来没有失去一切，你可能不明白这种感受。”比尔哽咽着说，“这是我拼命跑的最后一站。难民们在奔跑，在振作，再努力，看看他们，请你们看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