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楚生
几年前，陈楚生仔细照过一回镜子。
镜中人三十出头，有早年间吃过苦，日后又靠保养扳回一程的痕迹。这个年纪的男人，官能上无法与少年同日而语，但相对地，他的皮相会更接近自我预设。有些东西被淘汰了，有些则留了下来。留下来的部分聚拢成气，就是这股气，决定了一个人将维持怎样的对外输出，又将呈现哪种成色。总体来看，当年的陈楚生气定神闲，在与人生境遇的角力中，他站在上风口。
证据之一是，他得偿所愿地发行了全创作专辑《瘾》。十个月后，又从解约案成功脱身，对华谊音乐和天娱两家公司都有了交待。然后是公布婚讯，晋级人父，有序过渡到新身份。但接下来，他气短了。
这种气短有其必然性：当一个人靠一技之长消灭了饥饿感，又幸运地布局了事业版图时，他必然会对理想人格发动追逐。但线索有如草蛇灰线，一端埋首于过往，一端藏身于现实。找到它，不仅需要耐心和智慧，更要付出代价。换句话说，这是和自己的博弈。
就好比一个作家追问“我为何写作” —— 无论是为了修补破碎的童年经验，还是为了记录一个行将消失的世界 —— 创作者都不可避免要走到这一步。具体到陈楚生，旧的经验正在失效，新的标准又空前复杂，于是，在终极问题的注视下，他进退维谷，踟躇不前。
那，有没有可资借鉴的参照？
有。于陈楚生这代人，时代宽容，所谓的成长试炼，已不再是父辈口中的上山下乡。尽管在他的青春期，并没有明确的时代召唤，但风向到底变了，新自由主义正悄然启蒙。人们隐约察觉到，除了整齐划一的人生外，其实还有另一种活法；而蠢蠢欲动的青春少年，无疑是最早的一批实践者。比如陈楚生，十九岁离家远行，执意要走向前途难卜的个体自由语境。这股蛮勇，就是参照。
但真正的参照，要从 1991 年说起。
那年夏末，Beyond在香港红磡举行了日后被奉为圭臬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当年二月，乐队应世界宣明会邀请，探访了战乱中的肯尼亚；七个月后，他们把“生命接触”献给了非洲大陆的疮痍与蓬勃。敢以生命为题，这是巅峰期 Beyond 才有的胆识。尔后，无论狭义还是广义上的光辉岁月，都走向了令人唏嘘的拐点。
总之，二十多年过去了，陈楚生记忆犹新。他并未亲临现场，而是在黄家驹去世一年后，才从一卷录像带间接感受了那场演出的余威。他觉得那才叫“找准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或者说，存在感。
过去，陈楚生没有围绕“存在感”建模的心思。在深圳的酒吧跑场，既养活自己又很开心，够了；参加快男一夜成名，够了；转投华谊音乐，只要能演创兼收，也够了。连他自己都忍不住怀疑，“从来不觉得我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了多少努力，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幸运”。这种情况下要他谈存在感，确实浪费脑力。但情况到了今天 —— 自立门户，一群人指着他和市场交手，他却拿不出作品 —— 又该怎么办？
金象山上，积重难返。难的是，如何让一个业已成功的人承认困境。要知道，承认只是第一步，往后还有无休止的反复。更何况，即便迈出了这一步，谁又能保证方向是对的呢？
三十五岁，不年轻了，加上工作室和养妻育子敬老，“要承担的东西肯定越来越多，不敢指望越来越少”。陈楚生几乎能看到人生在向他发出新指令：不许多愁善感，不许东张西望，立刻，马上，“就要有一个选择”。
他的做法是组团，借力，至少先行动起来。“现在的情况是，我不知道在个人音乐这部分怎么做才能更好，但如果还犹豫，可能就更来不及了，对不对？那好，我就和乐队一起，让自己的轮廓清晰一点，下笔的时候更精准一些。我并不觉得说做了乐队就一定会被认可，这也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只是在做我能做的而已。”
不怪谁。当今世界，确实由不得人仔细、审慎而优雅地做出决断。这不是陈楚生一个人的尴尬，事实上，他已经尽量慢了。他和他的乐队，陈楚生& SPY.C，一张专辑磨了快两年。肯花两年在由地下室改造的录音棚排练，也是应了苦中作乐的老话。连儿子 Demo 都知道，去哪儿找爸爸？地下。
在地下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副作用，缺席。这不仅意味着艺人市场估值的下滑，也意味着无法将粉丝黏着度转化成商业溢价。名利场上，曝光本身就是一种强权，它决定了遗忘曲线的波形，除非笑忘江湖，肉身成佛。《奥义书》讲，一把刀的锋刃是很难越过的：刀锋有多狭窄，得救就有多难。
说来可能肉麻，但往往，人在自救时的孤独，那种百感交集却无处安放的失落感，是动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卧薪尝胆的故事尤为精彩，因为有太多细节可以印证命运的奇妙了。和日复一日沿袭固有的演艺人格相比，陈楚生大可好好利用他“气短”时的思考，为作品注入崭新况味。就像彗星，绕地球一圈后，准备再度擦亮大气层。
所以陈楚生要唱一首《35》，以迎接彗星回归这一年。一个成年人，“在面对他无法改变的现状时，已经做好接受的觉悟；在面对他的欲望和冲动时，能控制得很好；他既理智，又还想窥探更多未知的东西。这就是他的三十五。”
这么说吧，陈楚生日后当感谢气短的这几年。倒不是因为有了这几年，他就能固化理想人格，或者重拾存在感。而是因为，他真切体会到了艺术生命的不稳定性，又发起了艰难的自救。很大程度上，人性的丰满，就取决于他在应对低谷、瓶颈与失败时的自我观照，以及他如何赋予观照审美价值。
最后，关于“我为何写作”的终极问题，加拿大女作家，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 · 阿特伍德已经试着回答过了。她是这么形容的。
“阻碍，蒙昧，空洞，迷途，暗影，漆黑，常常还加上一番挣扎或一条路径、一段旅程 —— 看不见前面的路，但感觉有路可以前进，感觉到前进的行动本身终究会让你看得清。”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陈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