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张合影，老人挣扎着起身，努力坐端正。
每次和杨希贤聊天交谈时，田玲总会用手握着杨希贤的手。
医患关系，是当今热门话题。“三八”节前，重庆晚报记者特别走近一位女医生和她的病人，也许可以提供一种参考：医患如何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做好自己，也理解对方。自己有光，才能照亮他人，这是漫长的、持续的善，无论是医生，患者，还是每一个不同又大同的我们。
身患晚期肺癌即将离世的孤寡老人，要把卖房子的钱都给他的主治医生。这事发生在重庆市肿瘤医院肿瘤内科病房15楼，84岁的杨希贤把主治医生田玲当成了人世间最亲近、最依赖的人。
独自一个人，走过了半个世纪
哈罗德·布鲁姆说：“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也有终生被孤独选择的人，在人生最后时刻相遇爱。
重庆市肿瘤医院肿瘤内科15楼34床，杨希贤已是肺癌晚期。这次入院，已经住了几个月，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孑然一身。他想把卖房子的钱，全部给他的主治医生田玲。他最后的心愿，想回一趟铜罐驿的老房子，怕欠医院的钱自己走了没法还。他跟田玲说，想再下地走路，再走回冬笋坝，再去挖曼陀罗花，再送给她。
老人过去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全貌，侄儿媳妇的描述、同乡的邻床男子的补充、医生护士的记忆、老人自己一词半句的信息，一点一点拼出他人生一角。
九龙坡区铜罐驿冬笋坝，重庆罐头厂，侄儿媳妇说，杨希贤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他住在厂里分的单身宿舍里，就是那种老式筒子楼，侄儿媳妇去年还去看过。没有人具体说得清楚他哪一年离婚，现在50多岁的这辈人从认得他开始，就看他是一个人。重庆晚报记者问他单身有50年了没？他说：“嗯。”
半个世纪，一个人怎么过？吃饭就是食堂，或者他侄儿媳妇说的周围小馆子；衣服扔给洗衣机；不爱看电视；跟筒子楼里老少单身汉闲来闲往；四处逛逛，看看花草。老人半闭着眼跟重庆晚报记者嘟哝了一句：“最近几年，早上起来总觉得冷，要烤烤火……”漫长的50年，一个人的路应该不好走吧。
他随身带一个锈迹斑斑的红色铁皮眼镜盒，盒子里贴着一张小纸片，写了十几个人名和电话，都是侄儿、侄媳妇这些亲戚，还有田医生。
没人的时候，他就拿出来，什么都不说，就是盯着看。重庆晚报记者问他要不要打给其中一些人随便聊聊，他摇头：“不打，没得啥要说的。”
病房里年初进来的病友说，这几个月，见他其中一个侄儿媳妇来过两次，没见其他人来过。
中午11点半，这个侄儿媳妇来了，带了一盅萝卜炖猪脚汤。老人想让侄儿来，说是有事情要交代。侄儿媳妇说：“他在合川给人做装修，走不脱。”重庆晚报记者问她平时忙不忙，她说：“孙子上幼儿园，每天要接送，我也是53岁的人了，也要照顾一家人。”
老人眼镜盒里的通讯录，除了至亲，还有田医生。
在人生最后时刻相遇爱，犹如黑夜里点亮微光。
把毕生积蓄，想交给主治医生
患病这10年，他见得最多的人，是主治医生田玲。
田玲30多岁，小小的个子，话音细细的，乍一看，是个实习医生模样。2003年她从原泸州医学院毕业来到重庆市肿瘤医院。2009年10月，杨希贤来看病，就此开启了一段田玲的职业生涯里最撕扯揪心的情感。当时老人已经在其他医院看过，医生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直接告知老人真实的病情是肺癌晚期，但他大致猜到了。田玲说了实话，老人心安了。信任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他觉得自己的知情权被尊重——他想要知道得了什么病，还能活多久。
田玲说，一般这个年纪这个病情，也就1年多吧。那句话说完，到现在，已经快8年。
两人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以至于一个独居半世纪的老人，会想要把自己卖房子的钱，自己这辈子全部的家当都给医生？田玲自己都觉得意外。
跟他们在一起一天，其实就很容易知道原因。
下午3点多，老人半睡着，田玲悄悄进来，一握住他的手，他马上就睁开眼睛，笑了一下。她一边问爷爷吃东西没有，哪里不舒服，一边翻看床头柜、抽屉。看到营养粉有两天没吃，她咬着嘴唇泪就下来了，哭腔里隐约有小女孩的撒娇和嗔怪：“爷爷你要听我的话，再不舒服也要把营养粉吃了……”她背过身说：老人开始放弃了，这段时间，他心里什么都知道。
重庆晚报记者说，爷爷，你跟田医生拍张照片吧。老人很高兴，挣扎着起身，一定要坐端正拍，又把帽子调了几次角度。
田玲最忙的时候，同时管着36个住院病人，查房、开药、查阅资料、不断调整修改各种医疗方案、医患沟通……每天忙完这些的间隙，她会坐在爷爷床边。“就是听他说，随便他说什么，我就听，只需要答个腔：啊，这样啊，好的……爷爷平时太孤独了，没人听他说话。”
无回应之地，即是绝境。
一个人的50年，会有多少憋进心腑的话，多少欲言又止，多少渴望和被拒绝的交流呢？这个像孙女辈的年轻医生，一听就是断断续续的8年。
田玲自己都没注意到：她听爷爷说话，整理他的被子、衣服，眼泪总会悄悄漫过眼眶落下来。爷爷往往是装作没看到，看着别处。
一个孤身到老的人，这辈子也许从来没人跟他、听他说过这么多的话，也许从来没有人为他流过这么多的眼泪。人和人彼此契入对方的生命，眼泪是情感确认的重要方式，有时血缘都未必是。
老人回应的方式就是：“把我的钱都给你。”田医生当然拒绝了，她唯一接受过的礼物是老人从老房子挖来的曼陀罗花。
最后一段路，突然多了很多人
肿瘤科的病房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枯寂酷寒之地：疼痛、恐惧、死亡……唯有人心的温度能浸润，能流动，能照拂。
营养科的医生根据他的身体开了营养配方粉，每天40元左右。后来知道老人的情况，营养科说：这个费用，我们自己来承担。
护士长刘红丽把科里的护士和实习生都召来，排了个班，每天固定一个人爱心接力，从家里给爷爷带一份自家炖的汤，或者专门出去给爷爷买一份瘦肉粥。做完自己手里的工作，会来陪爷爷聊天，剪指甲，擦身。
95后的实习小护士陈明欢周一下午来喂老人吃猪蹄汤，像个家长喂小孩一样，每喂一口，就奖励似地轻轻拧一下老人的脸颊。她们这些小女孩几乎不哭，都是笑，叽叽喳喳围着爷爷笑，笑他年轻时也是大长腿帅哥一枚，怎么就没搞定几个老婆。这个时候，爷爷就瘪着几乎没牙的嘴闭着眼笑。
医生说，老人有政府医保托底，能够承担姑息治疗的费用，他更需要的是陪伴和倾听。
每天都在准备，每天都在告别
田玲10年没有换过手机，越到后来越不敢换，因为病人都留的她这个号码。她说，这8年来，她一直在准备，一直在告别，一直在害怕和担忧中等待那一个电话。
她给重庆晚报记者看了爷爷的病历，老人整个左肺完全被肿瘤侵占，右肺也已经转移，胰腺也发现有转移。肺癌晚期病人是什么感受？溺水。肺叶无法打开，呼吸像拉风箱，病人就像沉进水中，闷，难受，一点一点被榨尽最后的力气。
田玲说，8年来，老人从未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他总是在念叨，活到今天，他已经满足了。
田玲下午来的时候，爷爷凑到她耳边悄悄说：“我想请个假，回一趟家。”田玲问他是不是担心钱不够用？他支吾着没有回答。背过身，田玲眼泪哗哗往下流，她说：“爷爷是怕存在医院账户上的钱不够，怕万一走了，还欠医院的钱，他想回去拿钱。我给爷爷说了的，我去帮他申请绿色通道，但他还是怕麻烦我……”
重庆晚报记者问田玲：“有没有可能，在他走之前，他真想要回去最后看一眼自己住过那么多年的地方？一个人的房间，一个人的气息，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一辈子？我们一起来帮帮他，向医院申请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陪同，当天来回。”
田玲动摇了一下，还是说：“院外没有抢救的条件。而且，根据相关规定，像这样的危重病人，不能离开这里，涉及医保等一系列问题，不能感情用事……”
值班室很安静，窗外的雨和她的眼泪都在往下滴。
田玲很纠结，对一个临终病人强烈的情感投入是对心神的碾磨和摧折，她不想再来一次。但她也很感谢爷爷：“一个陌生人，他给予你无限信任、依赖、眷恋，是命运赠送的一场情感教育……”
我问她心里是怎样准备最后的时刻的？
她捂着脸，眼泪从指缝滑下来落到地上：“还是我来吧，如果可以，我来拉着他的手，帮他合上双眼，送他走。他从来没说过，但我知道他心里是这么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