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明正在指导徒弟装帧古籍。（王伟伟 摄）
修复师向记者展示即将修复的一页西夏文古籍，据估测距今有500多年的历史。（王伟伟 摄）
从早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准时上下班，全年如此，无一例外。对于工作压力较大的一线城市来说，这样的工作时间是不是有种羡煞旁人的感觉。不过，如果你能看到他们工作时一丝不苟甚至物我两忘的状态，或许对这份神秘而特殊的工作会有个全新的认识，他们就是连接历史与现代的“修书人”、为古籍“诊断治疗”的“医者”——古籍修复师。
2月27日，北京的春天来得有些早，温暖的阳光透过古朴而明亮的茶色玻璃窗洒落在国家图书馆幽静的长廊内，沿着蜿蜒曲回的廊道，记者终于在这座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一层拐角处找到了修复师们的工作地——国图古籍馆文献修复室。
“国手”老师傅：
所谓“匠心”不过一个“真”字
“这是絮化比较严重的一本，机器修复不了，只能手工一点点地揭，用我们的行话叫揭书页。”修复师李英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粘黏在一起的书页一边向记者介绍，“干我们这行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心要静，否则稍不耐心就把文物损坏了，工作了三十五年，每一天都是如履薄冰。”
听着李英的介绍，记者不由自主地屏气凝神，生怕一个不注意会给眼前这本百年前的古书造成损伤。李英正在修复的是清乾隆藏书“天禄琳琅”，这套藏书总共291部，破损严重的有300多册，经专家鉴定这套书成书于元代。
“有一册已经变成‘书砖’，都粘在一起，就要经过蒸、揭等步骤。有经验的修复师就会修复一些难度比较大的，比如我手中的这本大概每天只能修两页。”有时候遇到絮化程度高的古籍，还会因书絮中的细菌引起皮肤过敏。“当时满脸起大包，过了很长时间才消。”提起2003年的一次过敏经历，李英仍觉得心有余悸。
因为修复工作的特殊性，每到下午五点文献修复室便准时布防，所有人必须结束工作。与多数行业要求快相比，修古籍则是个慢工出细活的事。
和古籍相伴三十余载“慢时光”的还有另一位修复师——刘建明，他们都是古籍馆文献修复室的“宝贝”，在馆里19位修复师中，老同志有近一半，但随着近几年退休的人越来越多，古籍修复面临着传承的紧迫任务。
“手工技艺都有师徒传授的问题，以前师傅会留一手，现在是老师，会100%教给学生。”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的刘建明除了在馆里带徒弟还经常出去给高校和其他修复机构讲课。
谈到时下热议的工匠精神，刘建明想起了自己的师傅——“国手”李士达老先生，“虽然师傅已经走了20多年，但他们那代人身上执着与认真的态度对我影响特别大。比如他会为了找一张更合适的书纸花费三五天的时间，师傅补过的书你基本看不出补过的痕迹。要我理解什么是‘匠心’，不过一个‘真’字。”
和老一代师傅相比，刘建明觉得自己这一代人更注重创新。记得十几年前自己修过一套《西夏说法图》，因为是从民间收购而来，所以毁坏得比较严重。按照以前的方法，书中每一个碎片都要装在一个口袋里，挂上去，看起来非常不美观。后来刘建明自创了一个方法叫——挖镶法(大致是在书袋内垫一块纸，按照碎片的形状再另一张纸上裁剪好再补回去。)这样的补法既美观又便于翻阅。
谈到近几年新来的年轻人，刘建明很是赞不绝口，“虽然手工技艺凭的是经验，没几年功夫不行。但现在的年轻人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更强，并且他们都受过专业的学科训练，知识结构也更加完整，毕竟修复工作是一门综合技艺。”
80后“海归”：
秀得了英文，修得了古籍
候郁然算是年轻人中比较有资历的一位。“记得6年前刚进馆时，师傅先让我学做‘新装’，就是模拟一本古籍的样子，学着订线、折书页、上封皮。等做书的过程都上手了，然后再学怎么补。随着接触越深，会发现可操作的地方越多，视野也越来越开阔。”
不过，除了一般性修复工作，候郁然有着自己的优势——对西文善本的修复，这得益于自己的一段留学经历。在中央美院美术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毕业后，候郁然选择到英国伦敦继续深造，学习纸制品修复。
“国外的学科建设相对比较系统，也较为严谨，但修复的原则和手法与国内差异不大。修复行业侧重的是技艺传承，因此也都是采用师带徒这样的模式。不过在国内遇到问题你可以随时问，在国外就只能在课上把问题解决，不然你就要等到下节课了。”
除了像候郁然这样的“海归”，这里的年轻人都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大部分拥有硕士学历，他们一方面跟师傅学，一方面把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中，比如用显微镜分析纸张纤维，用化学分析看颜料成分，这在以前做不到的，也是年轻人的优势。
一位刚来不久的修复师说：“我觉得修书的人不能只是一个匠人，而要有一定的美学修养。比如配色，如果有美术基础的话，对颜料的了解、配色、还原肯定更好一些。”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雁行说：“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的时候，全国古籍修复人员不足百人，但如今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专业人员已经超过千人。”据统计，全国有8500多人参加过短期的古籍修复技术培训，中国社科院、天津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了古籍修复本硕专业，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
“之所以选择回国修复古籍，不仅仅是因为专业对口，还是觉得自己适合并喜欢这份职业。单位在招人的时候也希望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结果。因为只有热爱才会坚守。”候郁然对记者说。
几代人的坚守：
搭起一条从过去通往未来的桥
古籍修复师几代人的坚守，是为了将我们祖辈优秀的文化传承下来，并能够为现代生活服务。其中包括当古籍完成修复后，通过高清扫描进行数字化，提供给社会各界观览。用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的话来说，“数字化是保护古籍最快、最经济的办法。一部书只有化身千百部书，才能保存下来。”
今年恰逢“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周年，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古籍数字资源库，应用现代技术加强古籍数字化和缩微工作。2月28日，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联合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免费服务大众阅览和学术研究。加上此前已发布的资源，总量已达到2.4万部，相当于6部《四库全书》的总量。
在修复师刘建明的记忆中，自己接触过的古籍中被广泛应用的当属《本草纲目》，这本古老的医药学著作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3年，国家图书馆编纂出版了《钓鱼岛文献图籍录》，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并对文献成书背景、版本项、著者情况以及所涉钓鱼岛相关内容等进行简要说明，旨在客观、准确呈现文献所记钓鱼岛及钓鱼岛问题概貌。据刘建明回忆，其中一些古图就出自古籍文献中心的舆图组，这也是古籍被应用于外交的一个例子。
随着古籍数字化的推进，一些遗失海外的珍贵古籍也得以回归。“比如和法国签了相关协议以后，去年全部法藏《敦煌遗书》以高清数字化形式实现了回归。”王雁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