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动机
一直以来，我国不仅重视打击毒品犯罪，也重视吸毒者的戒断矫治康复，一批批吸毒人员通过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成功摆脱毒品的控制。同时，司法行政部门不断延长戒毒康复工作链，为戒毒人员提供技能培训、提供安置帮教服务。然而，当这些曾经的吸毒人员摆脱毒品，重新走入社会后，他们将面对怎样的生活？社会又是如何看待他们？围绕这些问题，《法制日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 本报记者 张昊
在约好的时间，记者来到北京市西红门某小区一个普通住宅门口。一家为吸毒人群提供戒毒康复服务的NGO将办公室设在这里。
一进门，记者见到三个脸上写着疲惫的人——NGO的负责人黎莉，执行干事柳慧和向春。
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都曾是海洛因成瘾者，现在都已脱离了毒品：
黎莉，1997年前后开始吸毒，2003年被强制隔离戒毒后，到现在已保持操守14年。
柳慧，1992年开始吸毒，2016年4月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后，到现在保持操守半年。
向春，1995年前后开始吸毒，2012年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后，到现在保持操守4年半。
这3名曾经的海洛因成瘾者，向《法制日报》记者讲述了脱离毒品后融入社会的崎岖路。
社会有色眼镜困扰戒毒者
记者到达后不久，5名社工专业的大学实习生也走进房间。年底将近，以吸毒人员戒毒康复为内容的项目即将结项，NGO的每个人都比较忙。
工作间隙，柳慧告诉记者，她今年44岁，1992年第一次接触海洛因，她将吸毒的原因用四个字总结——交友不慎。
1996年，柳慧第一次因吸毒被民警抓获。此后整整二十年，她一半时间在里面，一半时间在外面。
二十年时间，柳慧一直觉得融入社会难。她说，原因有两个，一方面，自己很自卑，不愿意接触社会，因为总是想着吸毒，完全不关心社会上的事，没法跟其他人聊到一块儿；另一方面，社会上一些人也看不起他们。
柳慧向记者说起两件事：一次戒毒后，她在一家KTV当服务员。一次，她本来与客人聊得很好。然而，当对方得知她曾经吸毒后，立马换了一个态度，“他离得远远的”。另一件事情是，一名医生在给柳慧做检查时，知道她吸毒，对她非常反感。柳慧模仿着医生嫌弃的语气，“哎，你衣服怎么放这儿啊”。
2008年，柳慧在同伴的陪同下，去应聘一家超市的服务员。她通过了面试，却卡在了最后一个环节——超市要求她提供“无违法犯罪证明”。
“现在岁数大了，工作更不好找。”柳慧说，她是高中毕业，没有什么专业特长。戒毒后回归社会想找份工作，但是，挣钱多的工作要求高，她做不来；挣钱少的工作太累，她又不愿意干。
并非只有柳慧一人遇到这种情况。
“像保安、司机这类简单的工作也做不成。”向春告诉记者，很多单位在招聘时都要求提供“无违法犯罪证明”。
对于向春说的“连司机都做不成”，黎莉向记者解释说，目前有些针对吸毒人员的管理机制几乎是“一刀切”，没有后续支持方案出台。比如，不少吸毒人员重返社会后，是靠美沙酮维持治疗，已经不触碰毒品了，他们中有不少人靠开车赚钱。但是，有政策规定：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或者社区康复措施，三年内有吸毒记录的，吊销驾驶证。这样一来，很多想融入社会找份工作的戒毒者又失去了一个机会。
另一方面，“动态管控机制”也给戒毒者打上了标签。
据黎莉介绍，“动态管控”系统目前“只进不出”。即便保持操守14年，黎莉仍然在这个系统中。她使用身份证入住酒店，不久就会有民警来让她做尿检。
去年，黎莉在火车站被民警拦下，要求她做尿检。当听说她已经戒了十多年时，民警也纳闷地问，“这么多年了，怎么你还在系统里呢”？
黎莉说，据她了解，由于“动态管控”突如其来的检查，有人因此丢了工作；有人因合作伙伴无法接受，丢了生意。
作为一名重返社会的戒毒者，黎莉在很多同伴眼中是成功的，但她刚开始新工作时，也有着让人难以接受的经历——黎莉之所以创办提供戒毒康复服务的NGO，也是因为无法从事别的工作。她刚创办NGO时，曾和另一家关注“瓷娃娃”以及关爱残疾人的NGO共用一个办公室。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两个NGO，因关注人群不同、社会接受度不同、政府支持程度不同，10年后，她的NGO实力远不及对方。
家庭“重建信任”不可或缺
相比于社会的难以接受，向春觉得，家庭对戒毒者的接受也是一个问题。
“我这人有几个优点，勇敢、争强好胜和一点点好奇心。”向春讲述自己的“那些年”，并没有用十分沉痛的口吻，他向记者还原了自己少年时的心态。
上高中时，他从已经沾染上毒品的“小伙伴”那里获得了海洛因，逐渐成瘾。
他吸毒的事情被家里人发现后，两次被家人送到“与世隔绝”的工作环境中“强制”戒毒。
戒毒、吸毒，向春反反复复几次。直到2012年，向春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至今没有再碰毒品。
然而，在曾经的吸毒、戒毒经历中，家人对他失去了信任。
现在，向春时常想起妈妈“强制”送他去戒毒时说的话，“你被我们送去强戒，最起码，妈想看见你的时候，还有探视的机会。你要是到外面抽，妈怕有一天就见不着你了”。
向春说，妈妈的话让他很感动，同时，他也觉得，家人不信任他。
向春说，他在戒毒期间了解到，成瘾者有成瘾者的问题，家属也有家属的问题，两者是相互作用的。他进行学习后，决定慢慢去感动自己的家人。
怎么才能与家人重新建立起信任？
“首先就是不说谎了。”向春说，信任是最基本的。以前，他碰上堵车晚回家、买烟这些小事时，都不会跟家人说，而家人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往往提心吊胆，特别敏感。现在，他会主动跟家人说自己在干什么。比如，手机静音，家人打了几个电话，他都没接着，他看见后会马上回电话，“家里人有个实底，会踏实一点儿”。
用这些小事积累与家人之间的信任后，向春开始融入家庭生活的行动。
“以前‘抽’的时候，家里什么事都不管、什么活儿都不干。”向春说，融入的开始就是大事小事多聊，多干家务。他从前就爱做饭，现在他把这个爱好也拾起来，“让家人慢慢习惯，慢慢感受到这个人回来了”。
向春说，家人从“只要看见你就行”慢慢对他重建信任，到现在，家人对他有了需要。“我算不上主心骨，但最起码是家庭成员了。这个过程需要好几年，承担起家庭责任后，才会有这样的变化”。
向春告诉记者，他在戒毒期间学到，首先要融入家庭，让家庭正常、稳定后，筛选掉以前吸毒的朋友，逐渐交一些新的朋友，建立新的朋友圈，然后再进行社会功能重建。
采访中，向春的笔记本里掉出来一张准考证，他刚刚参加“社会工作者”二级理论实操综合考试。
“从事社工工作是兴趣，也希望做出些成绩。”向春用轻松的口气说道，还是希望通过学习提高技能，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戒毒者自己的“社会”
尽管向春有了生活的目标，但他仍然觉得让生活状态好起来有些难。向春举例说，他和妻子吵架，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逃避，不是没有感情，而是一种习惯。吸毒，尤其是传统毒品，会让人养成很多坏习惯，很难改掉。
黎莉说，对于已经被毒品影响到了身体健康和社会功能的人而言，心理康复往往需要18个月左右的时间，并且需要强大的支持和刻苦的训练。目前，戒毒者能达到的程度还停留在身体戒毒阶段，心理康复和社会功能建设还没有跟上。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求职碰壁后，黎莉选择了成立一家提供戒毒康复服务的NGO。
借助这个平台，黎莉常去戒毒所讲课，向春和柳慧正是在这样的机会加入了NGO。
如今，找不到工作的柳慧，在NGO里重新开始学习，参加戒毒者互助小组、心理成长小组和康复计划。她也到美沙酮门诊做戒毒宣传、到戒毒所分享戒毒经历、与同伴们一起参与公益活动。她表达清晰，因为语言感染力强受到同伴认可，柳慧觉得自己的长处也得到了发挥，“虽然收入不是很多，但这算是一份正经工作，而且真正能给我带来快乐”。
现在，柳慧的收入都是从禁毒基地、卫生部门拨给NGO的费用中支出。作为NGO负责人的黎莉，她的收入来源则比较多元：为一些禁毒题材电视剧、网剧、话剧担任顾问挣的钱；考取二级心理咨询师证后，参与一些企业的员工心理培训项目的讲课费；还有在微信朋友圈里卖东西的收入。
黎莉目前的生活状态也为向春和柳慧所羡慕。不过，向春有自己的思考，“每个人脱离毒品的时间不一样，所处的阶段不一样，状态不一样。保持操守时间越长的人，状态越好，有稳定的工作，家庭更幸福”。
（文中戒毒者均为化名）